這篇文章源於閱讀相隔十年出版的兩份文件——Adam Jadhav於2016年的專論《Minerals from the Sea》，以及P. Ragavan於2026年9月19日發表在《The Hindu》的「Balancing deep-sea discovery with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兩份文本相隔十年，卻共同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核心問題。
Jadhav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提出的批判，與Ragavan的生態警示，殊途同歸地指向同一項根本挑戰：印度正站在新邊疆的門檻上，但最關鍵的問題並非我們能探得多深、開採多少，而是凡是技術上可開採的資源，是否必然都應該被開採。
十年以來的科技進展有目共睹——印度的「深洋任務」(Deep Ocean Mission)已於5,270米深度完成採礦系統測試，研發出MATSYA-6000載人潛水器，並調查了25座海山、記錄195個深海物種。然而，Jadhav在2016年所點明的根本性困境不僅未獲解決，反而更加尖銳。
採掘的政治經濟學：Jadhav歷久彌新的批判
Jadhav的核心貢獻在於點名所謂的「發展─礦產─海洋三位一體」(development-minerals-ocean nexus)——一種預設經濟成長必須仰賴無止境資源開採、稀缺性無可避免、海洋必須被圈占與私有化以服務國家發展的霸權邏輯。
這個框架在時任聯邦科技與地球科學部長Harsh Vardhan於2015年呼籲「搶佔印度應得的海洋資源份額」時已然成形，這正是Jadhav所稱的「議題封閉」(problem closure)：將辯論侷限於「應如何進行開採」，從而排除了更根本的「是否應開採」的提問。
十年後，這套邏輯不但延續，甚至變本加厲。地球科學部與國家海洋技術研究所(NIOT)於2026年9月召開「深海採礦——商業機會與戰略重要性」產業外展工作坊，明確將從勘探轉向商業能力的過渡，定位為打造整合性的「從礦到金屬」(mine-to-metal)生態系。「商業機會」與「戰略重要性」的措辭，正呼應Jadhav當年所批判的發展至上論：開採被預設為必要，唯一的問題只是印度能多快完成佈局。
Jadhav也指出海洋治理中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公共資源逐步私有化，國家從資源守護者蛻變為私部門資本的賦能者。2026年9月的工作坊匯聚「全球與國內政策制定者、監管機構、科技開發者、研究機構及金融領袖」，顯示這條路線仍在持續推進。「可融資專案路線圖」(bankable project roadmaps)以及即將出爐的《深海採礦白皮書》用以「引導印度的產業整合」，背後的治理框架顯然正環繞著私部門參與而建構，而非以生態預警原則為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