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稅制改革大哉問：調高GST、調降所得稅能否成為經濟成長解方？

加拿大稅制亟需全面翻修。在這一系列報導中，《環球郵報》將探討能吸引資本、刺激投資，並提升數代加拿大人生活水準的大膽政策選擇。

1991年加拿大開徵「商品及服務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時，曾引發極大爭議。這項新稅會直接出現在民眾的零售與餐廳收據上，激起如此激烈的反對聲浪，逼得當時的總理布萊恩·穆爾羅尼（Brian Mulroney）不得不動用一項鮮為人知的條款，在參議院中安插額外的保守黨議員，以突破自由黨的反對，強行通過這項法案。

他始終未能從「敲詐稅」（gouge and screw tax）——反對者對該稅的稱號——對其個人與所屬政黨支持率所造成的損害中恢復。1993年10月的下一次全國大選時，穆爾羅尼已辭去總理職務，進步保守黨在眾議院僅拿下兩席。

聯邦政府此後對GST的調整向來小心翼翼，除了調降之外絕不輕易變動：2006年與2008年，當時的總理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兩度調降GST，將稅率從原本的7%降至現行5%。（在採用「調和銷售稅」的省份，HST係將GST與省銷售稅合併計算。）

然而，近來隨著外界對加拿大疲弱經濟的憂慮升溫，要求調高GST的聲浪逐漸高漲——雖然目前這類呼籲仍主要局限於學術界、智庫與稅務專家之間。

支持者的論點是什麼？提高GST將使聯邦政府得以大幅調降國內過高的個人所得稅率，進而提振經濟成長，同時不會造成國庫稅收缺口。

加拿大人整體繳納的稅額未必會因此減少，但經濟學家表示，將部分稅負從個人所得轉移到消費至關重要。過去約60年來，政府越來越倚賴個人所得稅，製造出扭曲的激勵效果，抑制了工作意願、削弱生產力，甚至促使高所得者出走海外。

支持者指出，調降所得稅的同時調升GST，能幫助國家走上經濟成長更高的道路。他們主張，透過這樣的配套措施，政策制定者得以實現稅制改革的關鍵目標，同時提高避免招致強烈反彈的可能性——若只是單獨推動，恐將重蹈當年大膽卻必要的改革慘遭民意反噬的覆轍。雖然調高GST的負擔將不成比例地落在低所得者身上，但經濟學家表示，渥太華當局可以利用稅額抵減來抵銷其衝擊。

根據卡爾加里大學經濟學家特雷弗·湯姆（Trevor Tombe）的估算，將GST稅率翻倍至10%，所產生的稅收將足以讓所得稅調降近25%。

多倫多C.D. Howe研究所副所長暨研究總監亞歷山大·洛朗（Alexandre Laurin）將這項改革從經濟學角度稱為「在某種意義上顯而易見的選擇」（a no-brainer）。

1965年時，個人所得稅收入不到加拿大經濟規模的6%，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到了2024年，這個比例已翻倍至略高於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3%。

時至今日，除亞伯達省與薩斯喀徹溫省之外，所有省份的聯邦與省級最高邊際稅率合計皆超過50%——這是許多稅務專家告誡不應跨越的心理門檻。對高所得者而言，超過聯邦與省級最高稅率級距門檻的所得部分，便適用該最高邊際稅率。

1966年，「皇家稅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Taxation，又稱卡特委員會，Carter Commission）在進行加拿大上次全面性稅制檢視時，便曾提出類似警告。

委員會在報告中寫道：「我們認為將最高邊際稅率訂在不高於50%具有重大價值。有了這樣的最高邊際稅率上限，納稅人將能確信，減稅後他們至少能保留一半的獲利。」

有時，加拿大人之所以被推入最高稅率級距，只是因為他們的薪資隨通膨調升。以安大略省為例，目前兩個最高稅率級距分別於年收入超過15萬加幣與22萬加幣時啟動，但這些門檻自2014年以來便未曾調整。

在聯邦層級，過去20年來，個人所得稅的調整幅度都相當小且範圍有限，且並非全是減稅。

最近一次調整，是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2025年將最低邊際稅率調降1個百分點。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則曾將第二低稅率級距調降1.5個百分點，但同時對最高所得新增了33%的稅率級距。

在其之前的哈珀政府，也曾將最低稅率調降1個百分點——他最初還推翻了前任保羅·馬丁（Paul Martin）原先的調降計畫。

這些微幅調整反映的只是選舉承諾，而非全面性的改革嘗試。

研究顯示，過高的個人所得稅會鼓勵負擔沉重的高所得族群從事一系列不當行為，包括逃稅或移居至稅率較低的國家——尤其是在那些具有高賺錢潛力的人群中。

更重要的是，過於沉重的個人所得稅會降低人們工作的動機，以及承擔職涯、創業或投資風險以追求更高收入的可能性，從而傷害經濟成長。

然而，在國防與國家建設支出承諾不斷增加，以及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沉重財政壓力逼近之際，加拿大顯然沒有本錢在減少稅收的情況下調降個人所得稅。

這正是經濟學家建議在調降個人所得稅的同時，必須從其他來源補足稅收缺口的原因。洛朗指出，填補缺口最明顯的選項之一就是調高GST。

約60年前，包括銷售稅與對汽油、酒精、菸品等貨物徵收的消費稅與關稅在內的消費稅，曾是最大的稅收來源，占GDP的8.5%。過去數十年來，這個比例逐步縮減至約占GDP的7%。

洛朗表示，雖然過度沉重的消費稅同樣會產生不良後果，例如鼓勵民眾過度儲蓄而抑制消費，但在加拿大，這種情形還遠遠未到令人憂心的程度。

加拿大在先進經濟體中顯得格外突出，因為該國對消費稅的依賴程度遠低於個人所得稅。連那些擁有較完善福利制度的國家，其個人所得稅負擔也都比加拿大輕，消費稅則比加拿大重。

以法國為例，根據OECD資料，2023年其個人所得稅收入相對於GDP規模略高於9%，而消費稅則略高於11%。在義大利，這兩項稅收來源占經濟規模的比例都約為11%。

如果加拿大第三大省經濟體亞伯達省設有自己的銷售稅，加拿大的消費稅收入會更高。但洛朗指出，這恐怕仍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加拿大與其他富裕國家相比的相對位置。

對於調高GST（以及可能連帶的省銷售稅）的一項主要擔憂在於，這是一種眾所周知的累退稅。

無論貧富，每個人對同一商品或服務支付的稅率相同，但對低所得者而言，由於他們的所得幾乎全數用於生活必需品，這項稅負的相對打擊要沉重得多。相比之下，富裕階級通常只動用其所得的一小部分用於消費。

不過，仍有方法可以減輕其衝擊。例如，加拿大目前對大多數雜貨、租金及大部分金融服務均免徵GST。而GST抵減（最近被卡尼政府更名為「加拿大雜貨及必需品福利」，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正是用來補償低所得家庭因GST而增加的成本。

調高GST對中低所得的加拿大人衝擊較大，但調升GST的主張者認為，渥太華當局可以提高GST抵減額度，以緩和或吸收這項財務衝擊。

不過，卡爾頓大學政治管理學系副教授珍妮佛·羅布森（Jennifer Robson）認為，這或許仍嫌不足。她建議將GST抵減的通膨調整頻率從現行的一年一次改為每季一次，以更即時反映成本上漲。

羅布森教授補充，聯邦政府也應重新檢視抵減金額的計算方式，以確保其確實反映低所得者實際支付的GST。

最後，渥太華當局應嚴格審視抵減的發放對象。由於資格是以所得為基礎，目前有相當數量的年輕成年人雖所得不高，但居住於中等甚至高所得家庭中，同樣享有這項抵減。她說。

羅布森指出，大幅強化GST抵減所費不貲。例如，卡尼總理近期宣布的福利提升方案——包括一次性的50%加碼，之後連續五年每年25%的加碼——根據國會預算處（Office of the Parliamentary Budget Officer）估計，將耗資超過120億加幣。

羅布森教授在談到強化GST抵減的一般性議題時表示：「我忍不住會想，如果我們能更精準地鎖定對象，是否能在消滅貧窮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效？」

儘管如此，將稅制從個人所得稅重新校準至消費稅的最大未決問題，在於加拿大民眾對一筆每天在收據上都看得到的稅負增加，會作何反應。

C.D. Howe研究所的洛朗坦言，這項稅制改革在政治上絕非顯而易見之事。

然而，歷史顯示，若渥太華當局在調高銷售稅的同時也調降個人所得稅，調整銷售稅的衝擊可能不致於像穆爾羅尼時代那樣慘烈。

紐西蘭1986年正是如此操作——當時的工黨政府推出10%的GST，同時大幅調降個人所得稅率。

不到一年後，工黨便以48%的得票率順利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