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的存亡之戰：川普政府對獨立媒體的全面法律圍剿

1940年12月，也就是美國正式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一年，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在一場廣播演說中將美國描述為「民主兵工廠」（the arsenal of democracy）。時至今日，西部戰線的隆隆砲火已然沉寂。然而，獨立新聞媒體——這個資訊透明民主的命脈——正面臨存亡攸關的嚴峻挑戰，尤其是在美國境內。

這些威脅兼具經濟與技術層面，同時也具有法律與政治性質。川普第二任政府正對新聞機構發動猛烈攻勢，包括提起數十億美元的天價訴訟、透過傳票追查消息來源，以及對任何不願配合其立場的記者或編輯發動抹黑行動。這種濫用行政權力的情況幾乎前所未例，即使在水門案醜聞最高峰時期的尼克森，也難以與之比擬。這場對獨立新聞媒體的攻擊，正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動用的是聯邦政府令人敬畏的巨大權力。司法體系作為最後一道防線，至今仍堅定立場——但鑒於美國最高法院擁有結構性的長期保守派多數，無人能預料在最終關頭，若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判決結果將會如何。

【法律基石的動搖】

捍衛美國新聞自由的兩大最高法院奠基性判決，分別是1964年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以及1971年的《紐約時報訴美國政府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也就是俗稱的「五角大廈文件案」（Pentagon Papers）。前者確立了公共官員除非能證明媒體具有「實際惡意」（actual malice）——即出版者明知資訊不實或嚴重罔顧真偽——否則不得提起誹謗訴訟的原則；後者則大幅限制政府對國防機密資訊行使「事前限制」（prior restraint）的能力。

這兩項判決為政府箝制媒體設立了極高的門檻。然而，這些進步的司法見解已成昔日黃花。六〇與七〇年代是民眾對聯邦政府深刻不信任的時期，越戰使此一情緒雪上加霜。媒體揭露政府用以合理化越戰的謊言，賦予報紙、廣播與電視全新的正當性。

半個世紀後，公眾的犬儒主義已擴散至媒體本身。根據部分民調，記者的社會信任度排名甚至低於律師與房地產經紀人。部分不信任確實源於媒體的失誤與越界，但這正是新聞自由的代價。如今，社群媒體演算法優先追求點擊互動，進而獎勵衝突與憤怒內容，傳統新聞機構反被貼上偏頗與不可信的標籤。川普政府正是這場媒體恐嚇戰中最積極的倡導者與訴訟當事人。

【企業利益凌駕憲法原則】

2024年，華特迪士尼公司同意支付1500萬美元予川普總統圖書館，並支付100萬美元訴訟費用，以和解其旗下ABC News子公司所面臨的誹謗官司。此案源起於該台明星主播、同時也是前柯林頓政府公關主任的喬治·史蒂芬諾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曾表示川普「已被裁定犯有強暴罪」。（一名紐約法官曾裁定川普應為「性侵」行為承擔法律責任。）

2025年，派拉蒙（Paramount）同意支付1600萬美元予川普總統圖書館，以和解一場法律爭議。該爭議涉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節目對時任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專訪的剪輯爭議。川普聲稱該剪輯「扭轉了天秤」，使他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居於不利地位——儘管事實上他最終以明顯優勢擊敗賀錦麗。

儘管派拉蒙未承認任何過失，仍選擇在此時點和解，原因在於該公司當時亟需聯邦政府批准其與Skydance Media之間數十億美元的合併案。同樣地，華特迪士尼也盤算認為，考量到川普本身的知名度使其成為「無法誹謗的原告」（libel-proof plaintiff），不值得在法庭上檢驗一項合理答辯的價值。簡而言之，企業利益已凌駕於新聞自由的憲法原則之上。

【堅守陣線的媒體】

但仍有例外。《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與英國廣播公司（BBC）均拒絕和解川普所提起的數十億美元訴訟。事實上，《紐約時報》正對五角大廈限制記者採訪的決定提起告訴。BBC則正就一部關於1月6日國會暴動的紀錄片所引發的100億美元誹謗指控進行抗辯，該案將於明年在佛羅里達州法院開庭審理。

有人可能會傾向將這些憂慮視為自由派過度想像的產物。然而，我在過去50年間定期造訪美國，曾以外國特派員身分在《金融時報》駐紮十年，先後派駐華盛頓與紐約。我了解這個國家（已踏足47州，仍在持續增加），並將數十位美國記者視為摯友。對大大小小新聞機構的威脅，已構成明確且迫切的危險。

美國是《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發源地，該修正案保障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平集會以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華盛頓發生的事，其影響不會局限於華盛頓一隅。若美國未能捍衛新聞自由的憲法原則，其他國家將更肆無忌憚地有樣學樣。屆時，世界將陷入更為黑暗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