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滴經濟學46年實驗失敗 學者主張改採「由下而上」稅制改革

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人一直被灌輸一種信念：繁榮將「自上而下涓滴」（trickle down）流向普羅大眾。支持者承諾，只要企業與高所得家庭獲得減稅，效益終將透過更高的薪資、更穩定的退休金與更強健的經濟穩定性，傳遞到勞工家庭手中。

然而，經過46年的實驗，結果已經相當明確：涓滴經濟學從未奏效，數據——包括緬因州自身的統計——已證明了這一切。

「涓滴」這個詞本身就意味著「數量極少」，而這正是中產與勞工階層真正得到的東西。

自1980年代初期以來，企業稅率反覆被調降，稅務漏洞不斷擴大，高所得者的租稅優惠也持續放寬。然而薪資卻停滯不前，退休金日益薄弱，醫療成本飆漲，富者與其他階級之間的鴻溝急劇擴大。儘管生產力持續攀升，勞工卻未能分享這份成長的果實。涓滴經濟學承諾繁榮將向外擴散；實際上，它只是不斷向上集中。

轉折點發生在1981年。雷根（Ronald Reagan）成為現代史上首位以赤字支出為企業與富人永久減稅的總統。在雷根之前，聯邦赤字只用於戰爭或衰退，從未用於減稅。雷根1981年的減稅方案導致聯邦稅收銳減，且這些減稅從未透過其他方式彌補。

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延續了這套模式，在2001年與2003年再推動兩輪未編列財源的減稅。這些減稅大幅偏向高所得家庭與資本利得，並為長期國債增加數兆美元的負擔。

隨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在2017年再度擴大此一模式，將聯邦最高企業所得稅率從35%降至21%，使企業稅收減少約三分之一。這些減稅同樣沒有任何財源支應，全數以赤字融資。而每一輪減稅都延續著同一套失敗的理論：只要給企業更多錢，最終就能帶動所有人。

將雷根、布希與川普三個時代的減稅加總，經濟學家估計，今日美國國債中約有30%可追溯至這些為企業與高所得家庭量身打造、卻未獲配套的減稅政策。這並非推測，而是選擇舉債補貼經濟金字塔頂端，而非投資經濟基礎所累積的結果。

這套策略的後果，在美國財富集中最明顯的指標之一上表露無遺：今日，美國90%以上的股票，僅由10%的人口所持有。如果涓滴經濟學確實有效，我們應該會看到廣泛的持股參與、薪資上揚與共享的繁榮。然而實際呈現的，卻是財富集中與薪資停滯。

這些減稅並未鼓勵企業對勞工進行再投資。它們只是讓富人保留更多財富，將資金存入金融市場，在不流入中產與勞工階級的情況下不斷增值。當前10%的富人獲得減稅時，他們並不會把錢花在地方經濟上，而是投入資產。這不是經濟成長，而是財富的集中化。

緬因州的稅務現實，以極其鮮明的方式印證了這項失敗。每年，緬因州向華府繳納數十億美元的聯邦稅，其中很大一部分實際上消失於企業減稅與高所得者的稅務優惠之中。

這些錢不會回流到緬因州的家庭，不會提高薪資，不會強化社區，不會改善醫療或退休保障。它只是讓原本就擁有財富的人保有更多財富。

但我們已經親眼見證，當同樣金額的資金流向勞工家庭而非企業時，會產生什麼效果。新冠疫情期間，緬因州家庭收到了直接的紓困支票。與涓滴理論不同，這筆資金創造了真實、可量化的影響。

緬因州的整體貧窮率下降了。這不是理論，而是真實的改變。我們看到自己繳納的稅款回到家鄉，直接改善了勞工家庭的生活。人們把這些錢花在本地：購買雜貨、汽車、露台、托育服務、住宅修繕、醫療帳單與日常必需品。

經濟學家稱之為「高乘數效應支出」，因為每一美元會在經濟體中流通數次。這種循環創造就業、支持小型企業，並有機地推動GDP成長。

這就是「由下而上」的經濟學。它不是口號，而是可量化的經濟現實：當中產與勞工家庭有錢時，他們會消費；當企業與高所得家庭獲得減稅時，他們會儲蓄。一種做法讓財富流通，另一種則讓財富集中。

如果我們想要真正的經濟成長——而不僅僅是股市上漲或高階主管分紅——就必須投資於真正驅動經濟的人：勞工、家庭與地方社區。我們不應該再給予企業全面性的減稅，而是應採取績效導向的稅制。企業必須透過加薪、改善醫療、強化退休金計畫以及投資勞工的長期穩定，才能換取減稅優惠。繁榮應該與績效掛鉤，而非建立在空洞的承諾上。

如果我們能鼓勵企業加薪、改善福利、強化退休金計畫，效果將會立竿見影。當人們有更多的錢，他們就會消費。這種由下而上的消費有機地推動經濟成長，是真實、可衡量且可持續的GDP成長方式。

然而，我們卻持續重複同樣的政策，卻期待不同的結果。這不是經濟策略，而是經濟停滯。

緬因州已經證明什麼才有效。當家庭有錢時，經濟就會成長；當企業獲得減稅時，經濟就會陷入停滯。我們不需要再花十年時間驗證涓滴理論。我們需要一條新的軌道——一條獎勵企業投資勞工、而非囤積財富的軌道；一條承認數據早已證明的事實的軌道：「由下而上」的經濟學確實有效，現在正是擁抱它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