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及利亞的經濟改革持續引發各界熱烈辯論,特別是燃油補貼取消與提努布總統經濟政策方向的爭議。這些討論確實有其必要性,因為當政策影響深入人民日常生活時,政府的施政方針理應受到嚴格檢視。
經濟學教授Bongo Adi近日針對奈及利亞的經濟成長軌跡發表看法,並引用所謂的「70法則」作為論據。Adi教授是一位長期參與公共討論的經濟學家,其貢獻值得尊重。他所引用的數學法則其實非常直觀,該法則假設經濟維持固定成長率,藉此估算規模翻倍所需的時間。舉例來說,若一國經濟以每年4%的固定速度成長,理論上需要17.5年才能讓經濟體量翻倍。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當這項計算被視為奈及利亞經濟成長的「預測」時,所產生的誤導。經濟結果是動態的,受到各種新興趨勢的形塑,而70法則本質上預設的是恆定不變的狀態。事實上,經濟改革的目的正是要改變那些限制成長的條件,最終提升成長率,以帶來更佳的發展成果。
基於上述邏輯,Adi教授進一步主張應恢復燃油補貼制度。對我而言,單憑一條數學法則就呼籲逆轉石油補貼政策,實在過於簡化。奈及利亞經濟的複雜程度遠非一條線性的數學公式所能捕捉與預測。
補貼本身是公共政策中一項正當的工具。政府運用補貼來保護消費者、支持策略性產業、矯正市場失靈,以及緩衝暫時性的經濟衝擊。奈及利亞的石油價格干預制度歷經數十年演進,始於1970年代的更廣泛價格管制體制,其目標包括抑制通膨、支持工業發展,以及為國民提供可負擔的能源。然而,隨著國內煉油產能萎縮、對進口石油製品的依賴加深,補貼的比重日益顯著,其經濟成本也越來越難以為繼。
當財政負擔持續擴大時,補貼與奈及利亞有限的公共資源和龐大的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愈發難以調和。奈及利亞國家石油公司(NNPC)在帳目中所稱的「未回收成本」,就經濟實質而言,代表的是以低於供應成本的價格銷售汽油所產生的損失。這樣的價差也助長了走私和套利活動,因為受管制的價格削弱了對國內煉油業的投資誘因。奈及利亞長期以來的矛盾現象是:一邊出口原油,一邊進口精煉汽油,同時還動用高達數兆奈拉的公共資源來維持國內人為偏低的油價。
問題最終歸結於優先順序的取捨。維持這項安排所需的資源,必須與國家在基礎建設、教育、醫療、人力資本以及生產性投資方面的需求進行權衡。真正的議題從來不是奈及利亞人民是否應免於高油價的衝擊,而是普惠性的燃油補貼是否仍然是提供這項保護最有效且最永續的手段。
補貼取消搭配其他改革措施,對總體經濟穩定所帶來的效益同樣顯著可見。其取消大幅改善了政府的財政空間,消除了龐大且浪費性的支出義務,進而減輕財政壓力。與外匯市場改革並行實施後,不僅減少了與燃油進口和走私相關的外匯扭曲,也強化了外部收支結構,並提升外界對奈及利亞財政與貨幣立場的信心。世界貿易組織(WTO)已將取消燃油補貼和外匯改革視為解決深層結構性弱點、創造財政空間的重要舉措。國際信用評等機構對更廣泛改革計畫的評估也有所改善。這些進展意義重大,因為財政穩定與外部韌性是永續投資與成長不可或缺的基石。
取消補貼的決定帶來了立即的社會成本,奈及利亞人民確實感受到了這份衝擊。但這是在通往持久復甦道路上必須承受的陣痛。
奈及利亞的做法也能從國際經驗中得到支持。已進行艱難能源補貼改革的國家普遍發現,改革的持久性取決於可信賴的社會保護、清晰的溝通,以及對補貼釋出資源之用途的透明展示。印尼的經驗顯示,現金移轉有助於建立民眾對燃油補貼改革的支持;伊朗則在2010年的改革中以直接現金移取代廣泛的價格補貼。菲律賓則展現了持續的公共溝通與共識建立對於爭取燃油價格改革支持的重要性。迦納在改革前委託進行獨立的貧窮與社會影響評估,並同步推動涵蓋教育、交通、醫療及農村電氣化的配套措施。這些案例的啟示是:經濟算術或許能解釋改革的必要性,但唯有社會保護、透明度與稱職的治理,才能賦予改革正當性與持久性。
正因如此,逆轉補貼取消的決定將是背道而馳的一步。這樣做將恢復沉重的財政負擔、重現助長走私與套利的價差,並削弱對高效率國內煉油產業的激勵。更根本的問題是,這種做法僅解決了汽油的表面價格,卻對導致整體經濟困境的結構性弱點視而不見。最終,政府只不過是回到以受管制價格與實際供應成本之間的差額來支應一切,卻犧牲了其他更重要的國家優先事項。
奈及利亞已經做了一個艱難卻必要的選擇。更明智的路徑,是讓後補貼時代的經濟真正為每一位公民創造福祉。
改革的成敗,最終取決於它所留下的經濟品質。我們的責任在於確保這份犧牲能換來真正值得的成果:更高的生產力、更堅實的制度、更廣泛的機會,以及最終,一個更加繁榮的奈及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