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夢魘：全球金融風暴下 北京當局最恐懼的農民起義正在蔓延

隨著全球經濟危機襲來，中國正面臨統治者歷來最畏懼的夢魘——農民起義。次貸危機的浪潮已直撲中國，廉價貨品代工業的榮景徹底崩塌。美國消費者不再青睞由中國南方血汗工廠中農民工女性所生產的廉價商品。與此同時，北京當局蓄意摧毀曾經繁榮的農村經濟之愚昧也暴露無遺。農民暴動——這個自西元前二世紀以來便令歷代中國統治者夜不成眠的夢魘——已在北京當局內部引發恐慌，官方媒體報導了數百起農村示威事件，抗議對象是貪腐與強佔土地的官員。如今動亂更蔓延至城市。全國約有6.7萬家工廠倒閉。工廠老闆趁夜潛逃，有時甚至逃往台灣；數千名憤怒的失業工人在緊閉的工廠門外遭到警方毆打。在位於南方珠江三角洲、擁有約一千萬人口的東莞市，三千家玩具製造商——占總數的一半——以及兩千家鞋廠均已歇業。中國農曆年前，華南火車站通常擠滿返鄉的城裡工人，但如今數十萬人提前啟程，返回他們過去十年來急於逃離的農村家園。玩具工廠為何特別慘重？中國製玩具被驗出塗有致命的含鉛油漆，使美國玩具巨擘美泰兒面臨官司纏身甚至倒閉危機。類似的醜聞也波及受污染的寵物食品與牙膏。更嚴重的是，近期中國奶粉被驗出摻有三聚氰胺（一種讓液體變稠的塑膠原料）。根據官方統計，這已造成29萬名中國孩童中毒，其中六人不幸身亡。雀巢只是多家在亞洲使用該奶粉的外國企業之一。國家主席胡錦濤近日就經濟危機向政治局提出警告。他的談話刊登於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措辭極為嚴厲——尤其對一份傾向淡化壞消息的報章而言：「未來一段時期，我們將嚴峻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持續深化與全球經濟增長明顯趨緩的雙重壓力。」他指出，這場危機將「逐步削弱我國傳統競爭優勢」。驚惶失措的政府方才注資5860億美元於含糊統稱的「基礎建設」。領導階層深知，當數百萬農民工回到自1990年代起因中共聚焦都市發展而遭棄置的村莊時，該政權最新的口號「建構和諧社會」恐將失去僅存的些許光彩。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已從每年近12%——那個令專家們醉心預測「中國世紀」來臨的數字——下滑至9%。世界銀行預估明年將進一步降至7.5%。北京法國巴黎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陳興東警告：「若經濟成長跌破8%，將引發社會緊張、民怨與大規模失業。」總部位於北京的經濟研究與諮詢機構龍洲經訊（Dragonomics）董事總經理Arthur Kroeber預測：「明年全國出口成長可能歸零。」然而這些返鄉者將發現故鄉也難以提供慰藉。除了長達15年的農村凋敝外，全中國貪官污吏已侵吞了1979至1980年間被告知可自行耕作的小塊農地。根據國土資源部統計，光是1999年至2002年間，就有30萬英畝土地遭到非法徵收，涉及150萬名農民。貪婪的地方官員奪取這些田產，轉賣給企業家，任其改建成民營大型農場或工廠。隨著村莊陷入困境，新近淪為貧農的家庭——通常是家中的女兒——紛紛湧向珠江三角洲及東莞等城市。工廠生活雖具剝削性且危險，但一旦這些女孩習慣了都市的繁華，便逐漸疏遠了那些她們按月匯款回去、卻僅在每年短暫相聚的家人。這場農村危機本可避免。事實上，它正是中國真正經濟奇蹟——1980年代的農村繁榮——遭到蓄意瓦解的後果。這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的重要見解，他本人直到幾年前也曾是深信中國經濟奇蹟在於都市發展的眾多中國專家之一。在其新書《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劍橋大學出版社，2008年）中，黃教授強調，他如今相信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根基的極度腐敗是不可持續的。許多製造商被揭露「從事詐欺性的商業行為（玩具、牙膏、寵物食品、奶粉）以節省成本」。早在2008年到來之前，遠比美國財政部與華爾街銀行更早，黃教授便精準預見美國經濟衰退，「甚至是一場次貸危機」，以及能源成本攀升。他警告：「問題在於這些發展是否會觸發中國金融不穩定，從而演變為危機。」如今2008年已過，南方工廠紛紛關閉，中國股市重挫66%，中國的危機已然降臨，正如黃教授當年的預言。黃教授的著作可謂觀念上的大地震，其獻詞便點明全書主題。他列出三位他從未謀面的中國人。1982年，來自貧困省份的農民年廣九開始販售一款特別美味的流行零食——炒葵花籽，並將之命名為「傻子瓜子」，因為他自視甚低。很快地，他幾乎要成為企業鉅子。另兩位受獻者均出身地方，分別是經營飼料公司的孫大午，以及不識字的女性放貸者鄭樂鋒。1989年，年廣九因貪污與挪用公款罪名被捕，罪名薄弱至連中國標準都說不過去，於是被改以「流氓」罪名起訴，指控他與十名女性有「不正當關係」。據傳年廣九回應：「不對，是十二個。」他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企業被迫關閉。孫大午則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入獄，他拒絕行賄銀行官員。他於獄中的名言令人難忘：「中國農民，你的名字就叫苦難。」鄭樂鋒則遭到處決。黃教授談及年、孫、鄭三人時指出：「數以百萬計像他們這樣的人創造了真正的中國奇蹟。」但他們「都遭遇了相同的悲慘命運——在1990年代的威權政策下遭到整肅」。年、孫、鄭三人之所以「被拿下」，用中國人的說法，是因為他們在不受國家管控下賺了錢。在這三人遭羈押之前，黃教授指出，中國正朝向以鄉鎮企業為根基的、自由放任的本土創業經濟「快速且大幅」邁進。然而這套締造真正中國經濟奇蹟的自由經濟，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旋即遭掃蕩，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外資投資、「系統性貪腐與赤裸政治權力」之上的「裙帶資本主義」，而財產權——持久經濟進步的基石——在此體制下毫無保障。至於被西方商人讚譽為中國未來典範的上海，其成就很大程度依賴外資、因政權而起的圈地行為，以及對最貧困10%人口的剝奪。黃教授觀察指出，上海的成就建立於「波將金式村莊的虛幻基礎」上。黃教授的研究奠基於其對大多數外國觀察家無法企及的銀行資訊之細密檢視。他主張，那些對中國著迷的外國支持者被光鮮亮麗的高樓、購物中心、時尚潮流與高速運輸所迷惑，他嗤之以鼻地將之視為觀光客式的浮光掠影。這些支持者受到自身對國內生產毛額（GDP）統計拙劣解讀的誤導。黃教授並公開批評其中部分人士：諾貝爾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備受推崇的經濟改革學術權威 Jeffrey Sachs；世界銀行北京辦事處；麥肯錫顧問公司；以及將中國譽為東亞奇蹟明星的官員與商界人士。最近的例子還包括哈佛大學的 Niall Ferguson，他於九月在本刊撰文指出：「中國的計畫經濟似乎不太可能受到美國經濟放緩的顯著影響，因為淨出口已不再是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黃教授指出，1990年代的新型資本主義正危及農村福祉。文盲與健康是兩個關鍵例證。每年新增3000萬名文盲，創下共產中國歷史首例。政府現今對教育投資相對偏低，而農村居民日益貧困，無力負擔子女——尤其是女孩——的教育。1970與80年代持續下降的死亡率，自90年代起開始回升，中國在其區域內已接近墊底。黃教授表示：「中國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全球醫療資源分配與可及性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隨著疫苗接種費用攀升，父母讓女孩接種的比例低於男孩，農民女性的死亡率隨之上升。醫院開始收取費用，黃教授指出，在農村地區，「65%應住院者因付不起費用而未能就醫」。不平等持續擴大。1989年天安門事件期間，政府憂慮農民將加入全國抗議。但他們並未參與，因為他們對基於創業活動與農業生產所帶來的日益改善收入感到滿足。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農民往往仍能保有小型私有地或經營小生意，而都市居民則因任何謀利跡象而遭受迫害。鄧小平於1979至80年間保障個人財產權並鼓勵商業活動後，農村企業蓬勃發展。黃教授以一句精闢的話總結：「永遠不要低估了不被逮捕的激勵效果。」農村企業曾受到時任黨總書記胡耀邦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兩人如今皆已辭世）的鼓勵，這兩位擁有農村行政經驗的領導人發布文件，啟動諸如「農民可以個人身分從事貿易，可進城及離開本縣本省」等政策。他們確實如此行動，甚至創辦了一家航空公司與一家大型製藥企業。中國貧困人口——按極低標準界定——在1978至1988年間減少了1.54億人，但接下來十年僅減少6200萬人。趙紫陽與胡耀邦的改革派政治立場激怒了鄧小平，兩人於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落幕前被撤換，由具工程背景的重磅都市規劃者接替。這些在上海起家的官員——包括新任黨總書記江澤民——開始緊縮對農村企業的貸款。自1990年代起，隨著農村事業凋敝、不平等擴大，中國已因被都市改革拋在身後的群體而爆發數百起抗議事件。貧困、教育程度低的農村移民大量湧入如今正在崩潰的都市工廠。如今，他們正重返曾經逃離的農村，而另一場危機正在那裡點燃暴動與示威，當局已調派安全部隊鎮壓。有人或許會主張，過去五十年來中國曾度過更嚴峻的危機。然而華南一直是都市經濟奇蹟的驅動引擎。若其崩潰加速——繼鞋類、玩具、牙膏、寵物食品與奶粉製造商之後——「維穩」這個共產黨的至上信條恐將破裂。憤怒的農村居民將與對都市幻滅的女兒們匯流，她們在珠江三角洲的工廠職位已然消失。在中國農村傳說中，兩千多年來無論多麼強盛的朝代，最終都被憤怒的農民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