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地抗議十週年：Kaepernick的職業生涯就此終結，但其社運遺產持續發酵

2016年那個南加州溫暖的夜晚，對身為美式足球員的Colin Kaepernick而言，一切其實都沒有改變——他的速度未變、臂力未變、那些讓他成為NFL最令人振奮（卻也偶爾不穩定）的四分衛之一的臨場應變能力也未變。坦率地說，那晚作為一個28歲年輕人的Kaepernick，也未曾改變分毫。

若說有什麼改變，那只是那一刻——舊金山49人隊這位明星在2016年9月1日一場季前賽前的國歌演奏中單膝下跪，藉此喚起他深切關注的種族不公、少數族群壓迫及警察暴力等社會議題——向全世界揭示了他始終認定自己應當成為的那種人。

他在今年春天宣布推出回憶錄《The Perilous Fight》時所發表的聲明中寫道：「這不是一個突然的舉動。」書名正是取自一首與他名字永遠連結在一起的歌曲中某個段落。事實上，那晚甚至不是這位目光似乎始終同時關注球場與世界的球員首次在國歌播放時做出異於站立之舉動。早在該年八月的前兩場49人隊季前賽中，他只是默默坐在板凳上，並未引起太多注意。

直到他在飯店大廳遇見前NFL球員、退役綠扁帽特種部隊成員Nate Boyer後，才從板凳移向單膝。Boyer建議此舉對軍人而言更為尊重。他並未事先宣告，不曾在社群媒體分享，也未以任何方式宣傳，只是安靜地將右膝跪地、左手搭在左膝上，在海軍一等士官Steven Powell高唱《星條旗之歌》時沉默地注視前方。

當Kaepernick事後與知名社會學家、當時的49人隊顧問Harry Edwards會面時，兩人都清楚他的決定伴隨著巨大風險。儘管身為混血兒的Kaepernick絕非首位利用國歌演奏時機表達社會訴求的有色人種運動員（從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奧運的美國田徑選手Tommie Smith與John Carlos，到2014年末Knox College籃球員Ariyana Smith在國歌響起時雙手高舉、隨後在球場上躺了超過四分鐘以抗議密蘇里州Black少年Michael Brown遭槍殺事件），但Edwards深知NFL所投射的聚光燈，加上Kaepernick在聯盟中的地位，有潛力將此事塑造成一個極具分裂性的文化引爆點。

Edwards告訴美聯社：「我說，『你知道，這將成為一個重大議題。』你是一名黑人男性，由於男性活動與男性運動的中心地位，被視為更大的威脅。因此，這件事不可能不讓你付出代價。」

而最終的代價，正是Kaepernick的職業生涯。

Kaepernick本欲發起的對話，反而遭到劫持。外界將焦點轉向其抗議的形式，批評者認為此舉對軍人構成冒犯。當時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的Donald Trump猛烈抨擊，後來更以總統身分稱任何下跪球員為「son of a bitch」。球迷憤怒焚燒Kaepernick的球衣。每逢週日傾瀉而來的噓聲，遠不限於49人隊客場比賽——儘管該隊正歷經2勝14敗的慘淡賽季，雪上加霜。

儘管支持者指出，Kaepernick下跪的權利正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自由，而這也正是軍人受命捍衛的價值，但這似乎無關緊要。無論Kaepernick如何努力將話題拉回種族不公，討論總是拐向其他方向。

首次下跪的四個月後，Kaepernick投出了他在NFL的第1,692次、也是最後一次傳球——一記9碼的達陣傳球，找到近端鋒Garrett Celek。那是在對西雅圖比賽第四節尾聲發生的一次進攻，充分展現了Kaepernick作為球員的誘人之處：他後退、瞥向左側、隨後在口袋中向前移動，朝中間將球精準射向端區內的Celek。

這記達陣將49人隊比分追近至3分差。舊金山此後再也未能獲得球權，海鷹隊耗盡比賽時間，Kaepernick的7號球衣最後一次消失在通往更衣室的隧道中。

49人隊在休賽季按下重啟鍵，解僱總教練Chip Kelly，由Kyle Shanahan接替。Kaepernick與Shanahan及新任總管John Lynch會面後，選擇放棄合約中剩餘一年的執行權，成為自由球員。這位曾在2012年帶領球隊殺入NFC冠軍賽、讓前NFL四分衛、現任分析師Ron Jaworski公開猜測他可能成為史上最偉大四分衛之一的球員，從此再也沒有披上任何球隊戰袍。

Kaepernick與前隊友Eric Reid（2016年與他一同下跪）對NFL提起訴訟，指控球團老闆共謀將他們封殺出聯盟。雙方於2019年達成和解，雖然Kaepernick仍與球場維持微弱的聯繫（遲至2022年，他還曾為拉斯維加斯突擊者隊進行測試），但他與聯盟似乎都已各自前行。

這份缺席至今仍令部分人感到疑惑：為何32支球隊會眼看著一位正值巔峰、曾率隊打入超級盃、且僅在數年前才帶領球隊完成多輪季後賽深度之旅的球員，卻紛紛決定「我們不需要」？

NFL在幾乎所有層面上都是一個能力主義至上的世界。血統不重要，只有表現。然而聯盟歷史中不乏被給予無數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第四次）機會的球員，有些甚至是在服刑歸來後重返球場。近一個月來，西雅圖海鷹隊積極網羅角衛Terrion Arnold，儘管他正面臨佛羅里達州一起事件引發的八項重罪指控。Arnold否認相關指控，於上週六簽下一紙一年合約，並隨即被NFL放入執行委員豁免名單，等待聯盟自身調查結果。

相較之下，Kaepernick至今仍未獲任何球隊青睞，即便許多資歷遠不如他的四分衛來來去去。

他的流放令匹茲堡鋼人隊資深防守邊鋒Cam Heyward難以理解。Heyward形容Kaepernick是「極具才華的天才」，在場上為對手製造了無數「頭痛」，更曾在一場超級盃中傳出302碼、跑出62碼，並貢獻兩次達陣——那是一場Heyward等待至今仍未參與過的比賽，如今他正步入個人第16個NFL球季。

這位七度入選明星賽、2023年以場外慈善與社區貢獻獲頒Walter Payton年度模範球員獎的選手，同時也記得一位在巨大壓力下堅守信念的球員。Heyward認為，這不正是重點所在嗎？雖然他強調並不完全掌握Kaepernick未能再上場的所有細節，但當被問及是否認為Kaepernick的抗爭是導致他2016年後再也無法出賽的主因時，他直言不諱：「我不認為任何球員應該承受這樣的結果。我們都努力成為優秀的球員，同時也努力回饋社會。你永遠不會想到這會導致這樣的結局。感覺他以自己的職業生涯作為代價。我只是認為這不應該發生。」

即使在球場上的機會枯竭，Kaepernick仍加倍投入社會運動

令人玩味的是，十年後Kaepernick的決定仍如此敏感——許多曾於2016年與他並肩作戰的球員或教練，皆婉拒接受美聯社採訪，不願談論那個賽季及其後續影響。

TCU非裔美國人研究教授、著有探討種族、媒體與體育交織書籍的Frederick Gooding Jr.表示：「我認為，現在這種甚至不願談論此事的態度，正顯示NFL在實質上處理此事的程度。如果情況正常，人們應該更樂於暢談這件事，無論好壞。」

事情的發展並未達到Kaepernick所設想的規模，Gooding補充道，他認為Kaepernick再也未能踏上球場的原因之一，正是他「迫使人們面對不舒服的現實」。

直到2020年——明尼蘇達州發生George Floyd遭殺害事件之後——NFL主席Roger Goodell才承認聯盟犯了錯，未能傾聽像Kaepernick這樣為社會平等奮鬥的球員聲音。然而到了那時，Kaepernick已離開這項運動超過三年。

Gooding說道：「如今比賽結果已定、他的職業生涯實質上已經結束，從權力與掌控的角度來看，NFL仍能承認或許當初該聽得更仔細，但他們什麼也沒失去。現在對他們來說，事後承認的風險已經降低。」

雖然在當時國歌期間的抗議行為迅速蔓延全聯盟——2017年賽季期間一度有多達200名球員下跪——但至少在NFL球場內，溫度已經降低，儘管社會其他許多層面的緊張程度依然高漲。

Edwards——他投身社會正義運動的歷史可追溯至1968年奧運頒獎台上，他曾鼓勵Smith與Carlos以戴著手套的拳頭做出Black Power敬禮——過去曾公開呼籲讓Kaepernick重返球場。如今，他看見Kaepernick與妻子Nessa這些年來推動的工作——從舉辦「Know Your Rights」營隊以促進有色人種的「教育、自我賦權與大規模動員」，到其基金會資助的獨立驗屍報告（最近一次是在密西西比州Black少年Nolan Wells身亡之後）——並認為球場上的成就反而可能成為阻礙。

Edwards表示：「即使有球隊願意延攬他，他在足球場上所能達成的一切，也無法比擬他作為21世紀頭二十年間最具代表性的體育政治人物的重要性。我認為樹立這樣的榜樣至關重要。日後還會有其他人追隨而來。現在唯一欠缺的，只是一個讓運動員得以作為支架來發聲的廣泛社會運動。」

Kaepernick的行動激勵了遠方的人們

Marcellis Perkins在美國東岸的另一端，密切注視著圍繞Kaepernick的言論升溫。當時他是Holy Cross男籃隊的大二前鋒，在維吉尼亞州Hampton Roads成長的過程中，早已感受到公民參與的召喚。

一位顧問——感受到在一個特別緊張的環境中對盟友關係的需求——建議Perkins和幾位運動員開始定期聚會，試圖為他們開闢一個能坦誠分享彼此經歷的空間。

在初期階段，這個後來被稱為「Men of Color Athletes（MOCA）」的團體，會公開談論Kaepernick對其理念的堅持——那時在麻州伍斯特（Worcester，距離舊金山約2,500英里）自家更衣室裡聽到對49人隊四分衛的批評之聲，對他們來說並不罕見。

Perkins說：「我就在想，如果我們的教練這樣說，或者隊長這樣說，我們怎能感覺自己能夠表達自我，或找到合適的語言去談論從我們視角實際發生的事情，卻又不用擔心會受到懲罰？所以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為自己創造一個可以暢談、分享資源、分享想法，並讓彼此更強壯的空間。」

如今已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擔任TCU一項創業計畫主持人的Perkins，將Kaepernick的抗爭比擬為前輩Muhammad Ali與Jim Brown的抉擇，只不過他們是親身經歷，而他是透過書本閱讀。

在Kaepernick身上，MOCA的成員看見了「一個反映並代表我們、運用自身聲音的人」。最初約10人的團體迅速擴展至30人，並為一個女性團體奠定基礎。

恆久的榜樣

就個人層面而言，Perkins見證了Kaepernick從現役運動員優雅地轉型為退役運動員——而他自己後來也因傷被迫在Holy Cross的最後幾年從板凳上觀戰。

移居Fort Worth地區後，Perkins深度參與多項計畫，包括在一個處理健康不平等議題的非營利組織董事會任職，並曾經在某男子學校主持課後輔導計畫。雖然Perkins一直以來都對這類工作有所傾向，但Kaepernick提供了更明確的推力。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主席Deborah Archer告訴美聯社，這是Kaepernick歷程「為後人樹立榜樣」的諸多方式之一。

今年7月，該組織在華盛頓特區頒發行動主義獎項給Kaepernick時，Archer表示：「他展示了他們能做的事、他們擁有發起對話的力量。長期以來，運動員、演員被告知：『那是你的本分，留在你的本分之內。』他證明了根本沒有什麼本分可守。我們都是這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我們都有發言的權利，也都有發言的義務。」

這份義務，或許在現年38歲的Kaepernick身上，比28歲時更加堅定。是的，公開發聲付出了高昂的個人代價。是的，永遠會有一部分民眾對他的評價，僅止於國歌響起時Kaepernick單膝跪地的畫面，而那首歌正歌頌著「自由之地與勇者之家」。

他確實未能如部分人曾經期待的那般進入名人堂。然而，對於那些像Perkins一樣，因目睹一個人願意以巨大個人代價站穩立場，期盼實現Edwards所稱之「更完美合眾國」的追求而受到激勵的人來說，這一點似乎並不重要。

Perkins說：「我希望，也相信當他回顧自己的遺產時，他會說：『我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因為有這麼多生命被觸及、被改變。』……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偉大。媒體或許不會頌揚，但人們會。我想，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