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太長的時間,澳洲的政策制定者把市場鬆綁和技術官僚的謹慎視為理所當然的教條,而不是需要依據實證來檢驗的政策。
這個假設是自由市場只需要逐步調整,就能讓社會更富裕。實際上,這些收益高度集中,風險被忽視,成本卻被倒退到政治影響力最弱的民眾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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