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圓嚴重低估、經濟承壓！濱田宏一：日本央行應更積極升息以扭轉弱勢格局

日前造訪北海道札幌——我父母的故鄉——期間，我和妻子感受到當地居民的溫和、宜人的秋日氣候，以及令人讚嘆的美食。作為在美國生活與工作的觀光客，我們也享受到當地極低的物價：在一家高品質餐廳用餐，每人花費僅約20美元。雖然這對我們來說很划算，但如同眾多赴日觀光客爭相利用有利匯差一般，弱勢日圓（俗稱「円安」）已對日本經濟造成嚴峻衝擊。

要理解日本所承受的壓力，有必要檢視購買力平價（PPP）的均衡匯率——也就是讓一籃子代表性商品與服務在兩國成本相同的匯率水準。根據經合組織（OECD）本月公布的數據，日美之間的PPP均衡匯率約為93日圓兌1美元。然而，實際的日圓兌美元匯率卻長期徘徊於150至160的區間，兩者差距極為懸殊。

這意味著日本生產的商品售價遠低於美國生產的商品。其結果是，日本出口商享有強勁需求與豐厚利潤，但進口商卻承受沉重壓力。弱勢日圓同樣不利於日本消費者，因為它創造了強烈的漲價誘因：隨著進口商品變得更昂貴，國內生產者深知自家產品不愁賣不出去，而進口商則可能將不斷攀升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日本過去曾面臨相反的問題。在1980年代初期，日本是經歷強勁成長的經濟強權。然而，1985年簽署的《廣場協議》——主要經濟體同意採取協調行動，相對美元升值其貨幣——徹底改變了這一切。《廣場協議》實施後，PPP匯率高於實際匯率，且於1995年幾乎達到翻倍的水準。

強勢日圓（俗稱「円高」）的局面延續了數十年，導致日本陷入長期通縮與成長停滯。在此期間，外國觀光客造訪東京需花費高昂的代價，日本商品在海外乏人問津，日本一度強盛的產業也苦於競爭。2008年前後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後，隨著美國轉向貨幣寬鬆，日本的困境進一步惡化。

在《廣場協議》後的數十年裡，日本銀行（日銀）的總裁（除吉野文雄或許為例外）始終未能依據經濟情勢的變化適度寬鬆貨幣政策。通縮壓力因此持續加劇。

2012年安倍晉三重新執政後，試圖透過一套經濟改革方案來扭轉局勢（本人當時擔任其顧問），這套政策後來廣為人知，即「安倍經濟學」。該方案納入了貨幣寬鬆的建議，時任日銀總裁黑田東彥隨後積極落實這項方針。

如今，局勢已然轉變。COVID-19疫情過後，美國經歷了一波通膨飆漲，迫使美國聯準會（Fed）放棄貨幣寬鬆、轉而升息。隨著美元走強、美日利差擴大，日圓隨之貶值，通縮力量也逐漸被通膨壓力所取代。

時勢變，政策亦須變。對當前的日銀而言，這意味著必須推動貨幣緊縮以減少國內貨幣供給，並調升利率。

在某種程度上，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已意識到這一點。日銀在將短期利率維持於約1%的水準一段時間後，已於上月將政策利率調升至1.25%。這在日本是相當高的水準（確切而言，為31年來最高）。然而，鑒於美國短端貨幣市場利率已逼近4%，且美國可能進一步升息，目前的調整仍遠遠不足。投機客持續透過所謂的「套息交易」（以低成本借入日圓，轉而投資海外高收益資產）大舉套利。

在金本位制或固定匯率制度下，若某個主要國家推動貨幣寬鬆，另一個較弱的國家便可能需要減少貨幣供給並升息。然而，在彈性匯率制度下，一個國家的寬鬆政策應透過另一個國家的（適度）寬鬆加以配合；同樣地，收緊政策也應以收緊政策加以回應。

我們了解到，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與日本財務大臣片山皋月（Katayama Satsuki）正就財政與貨幣議題進行溝通。然而，貨幣政策最終必須由日銀總裁植田和男自主決策，採取對日本經濟最為有利的作法。在當前情勢下，這意味著更積極地減少貨幣供給並調升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