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為僕不為奴：海外菲律賓勞工的無奈抉擇

自從我與Cheryl Cosim共同主持TFC節目《Kumusta Kabayan》以來，到後來我與妻子Karen協助一些有志赴海外工作的朋友圓夢的期間，海外菲律賓人的故事從不曾停止吸引我的目光。

或許是因為我也曾經在海外打拚過——我曾是一名在高檔住宅建案中擔任非正式「Sekyu」（工頭）的手工勞工，也做過砍樹工人、夜間清潔工、除雪車司機，以及萬能雜工「Go-fer」，也就是有求必應的跑腿人員。

我注意到一件事：我們的海外同胞（kababayans）如今已不再那麼渴望與同鄉交流互動，因為他們現在擁有手機、網路、Viber、Messenger，甚至衛星電視訂閱服務。

科技確實讓他們與時事接軌，卻也讓他們心情沉重，因為他們不再收看電視劇，而是關注現實生活中的政治大戲，例如彈劾案或是長達數週的洪災。

但科技帶來的連結可能是過去二十年來唯一的好事。否則，他們依舊只是扮演家人ATM提款機角色的父母、配偶或親戚。

海外菲律賓勞工甚至無法仔細思考該匯多少錢、什麼時候匯，因為GCash等電子錢包以及Shopee、Lazada等電商平台提供了幾乎即時的處理速度。不再有返鄉的balikbayan箱（寄給家鄉親友的禮物箱），一切只要輕鬆一點滑鼠！

與此同時，海外菲律賓勞工持續在嚴寒的工作環境、波濤洶湧的北海、中東地區（ 例如荷莫茲海峽）的軍事衝突與轟炸中掙扎求生，同時也得面對越來越多極右派政治團體崛起掌權的局面。

是的，菲律賓護理師與船員普遍受到歡迎，但那些反對或排斥移民族群的人並不會要求看你的護照。他們只是要外國人滾蛋，無論是在「自由之地」（美國）、澳洲，或是更為開明的歐盟。還記得那些被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探員強行帶走的郵輪員工嗎？

一些目前在倫敦工作的菲律賓籍保母現在已提高警覺，選擇結伴行動，大多聚集在天主教教堂內，因為她們害怕成為反移工團體的攻擊目標。

除了極右派政治團體日益壯大之外，另一個讓海外菲律賓勞工前景不明朗的重大全球趨勢，就是生活成本飆漲以及前所未見的通貨膨脹——無論是在他們移居的海外國家，還是在他們匯款回來的菲律賓本國。

我最近看到一段網路影片敘述道：十五年前在加拿大，菲律賓人很容易找到「低階」的非技術性工作，薪水雖然不高，但仍然負擔得起一間小房子或公寓，支付基本生活開銷，並且每年還能安排一次度假。

那些都是過去的「美好舊時光」。我幾位已移居加拿大的朋友的幾個女兒和姪女，如今訴說的則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現在的家庭或群體需要透過多重收入來源，共同分擔生活成本。

沒有奢侈消費，也沒有度假，只有週末休息。如果你是住在船上或是提供食宿的醫療機構裡，或許還能勉強度日；否則，匯錢回家已成為一項沉重的負擔。

就加拿大和某些歐盟國家而言，還有一項嚴格的要求——必須具備讀寫該國語言的能力。

即使是那些幸運地能夠移居或正在進行合法化程序的人，日子也不好過。聘請或諮詢移民律師的費用大約是每小時300歐元（約新台幣1萬多元）。

除了律師費之外，還有所謂的「財力證明」（show money），也就是你必須證明自己有能力負擔自己的生活，金額大約是每月2,500歐元（約新台幣8萬多元）。除了這些移居障礙之外，還必須擁有符合要求的工作技能與機會。

任何打算移居歐盟工作或定居的人，除了語言能力之外，還應該在清單上再加上一份專業認證與技能，或是擁有雙學位，其中一個學位必須是實用且具就業競爭力的。

是的，時局艱難，要維持海外菲律賓勞工的身分有時確實是一大挑戰。但留在國內的選項可能更糟。有時候，最終只剩下一個選擇：「寧為僕，不為奴。」

你可能覺得這句話有點煽情或誇張，但任何願意花時間去研究菲律賓人生活選擇與處境的人都會發現，那些居住在菲律賓——尤其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菲律賓人——其實是他們自身處境的奴隸。

他們薪資微薄、承受高通膨、未來選擇有限，對於新婚夫妻來說幾乎沒有合適的起家厝，對於基層上班族來說沒有負擔得起的公寓，而生病時的住院與醫藥費用更是高得嚇人。

菲律賓的家事服務員與家庭幫傭幾乎是「全天候待命」。大多數人都被困在自己的經濟與社會處境中，再加上所受的教育既匱乏又有限。

除非你選擇負債累累、出走海外成為一名OFW，否則你永遠都只是一名普通員工、一名平凡的家庭主婦，或是一名「arawan」（日薪臨時工），領著低於生活所需的薪水，而政府則從每個人的汗水賺取中保證坐收稅收。

（本文作者Cito Beltran為「CTALK」專欄作者。本文經編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