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CS能否在不仰賴西方下，自行制定AI戰略藍圖？

當2026年金磚五國（BRICS）峰會於印度新德里的「巴拉特曼達帕姆」（Bharat Mandapam）國際會議中心登場時，與會各國很容易落入熟悉的劇本：倡導以本幣進行更多貿易、再次呼籲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新一輪的氣候融資承諾。身為2026年輪值主席國的印度，對這些議題早已駕輕就熟，因為早在2012年、2016年及2021年擔任主席期間，類似的宣言便反覆出現。然而，金磚國家所處的地緣環境已然轉變。十年前，這個集團的重心在於投資流動與經濟成長率；今日，權力的衡量指標已轉變為運算叢集（compute clusters）、晶圓廠規模，以及誰有權為運行其中的演算法制定規則。華盛頓與北京早已看清這一點，布魯塞爾則正快速在AI領域築起一道監管高牆。本屆峰會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並非金磚國家如何談論成長，而是各成員國能否在「技術堆疊」——也就是運算、AI基礎設施、半導體、資料在地化及治理——這個日益決定誰能成長、如何成長的關鍵領域上達成實質共識。這正是印度今年傾力建構的對話主軸，自2月主辦「AI影響力峰會」（AI Impact Summit）以來，印度便持續朝此方向鋪墊。BRICS則成為下一場試煉，檢驗印度能否將國內所累積的信譽，轉化為足以吸引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追隨的實質行動力。印度向開發中國家提出的倡議，始終立基於一項簡單卻具說服力的主張：印度打造了Aadhaar（身分識別系統）、Jan Dhan（普惠金融帳戶）及UPI（統一支付介面）作為公共基礎設施，且過程中幾乎未將控制權拱手讓給私人平台；隨後更開放逾50個國家研究或採用這套架構中的部分模組。這段歷史讓印度在雅加達、拉哥斯（奈及利亞首都）及聖保羅所獲得的話語份量，無論是華盛頓旗下那些靠創投資金催生的AI巨頭，或北京所扶植的國有冠軍企業，都難以輕易匹敵。然而，真正的困境在於，公共數位基礎設施已成為上個十年的成功範例。本十年的試金石是AI，而BRICS各成員國在AI監管上已走向截然不同的路線。巴西傾向制定一套監管密度高的AI法案，與歐洲模式相互呼應；中國則一方面發展前沿模型，另一方面搭配許可制與積極的內容審核；俄羅斯的AI政策以「安全優先」為核心框架；至於集團內的海灣成員國——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對制定規則興趣不大，反而更專注於大規模採購運算資源，試圖將自身定位為西方晶片業者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資金與硬體橋樑。印度自身的答案，是電子資訊科技部（MeitY）於去年11月發布的《AI治理指南》（AI Governance Guidelines），其立場較接近華盛頓的思維，而非北京或巴西利亞的路徑：採取輕觸式（light-touch）的「技術—法律」混合模式，奠基於既有法規而非另立全新的AI專法。這套指南相信，將防護機制嵌入技術本身，會比設立一個新監管機構更為有效。去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BRICS峰會上，各國領袖曾簽署一份聯合聲明，宣稱AI的近用權應公平、公正且具包容性，不分各國發展階段。這無疑是正確的價值取向，但如同多數領袖宣言一般，欠缺具體執行機制。新德里的任務，就是為這句話裝上骨幹。首先，從每個非前沿經濟體面臨的最基本限制談起：運算資源昂貴，而向少數西方雲端服務商或中國供應商租用算力，並非真正的「主權」，只是包裝得更精緻的「依賴」。BRICS旗下其實已設有專門解決此類集體行動難題的機構——成立於2015年的「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NDB），其初衷正是為集團內的共享基礎設施提供資金。若能透過NDB設立一個專門的「算力融資窗口」（compute-financing window），將讓各成員國得以共同出資，建立共享的模型訓練與推論（inference）容量，而無需各自單獨與輝達（Nvidia）或華為進行談判，進而將里約宣言從口號化為預算專案。語言則是第二個槓桿，而這恰好是印度已在國內深耕的領域。BRICS各國合計承載了全球相當可觀比例的語言人口，其中絕大多數在現有的大型模型中——這些模型幾乎全以英文與中文資料訓練而成——皆處於服務不足的狀態。印度自身的「Bhashini計畫」已為逾22種印度語言建立了開源資料集與基準測試（benchmark），這些都是商業實驗室缺乏動機去碰觸的領域。若能將此一套模式——共享低資源語言資料集、制定共通的基準測試標準——作為BRICS範圍內的公共財加以輸出，將是一項具體且可輸出的成果。第三，BRICS各國政府憑藉其人口規模，堪稱全球最大的「公民資料僱主」。因此可推動一項「最低標準」路徑，聚焦於公共部門的AI應用——也就是為採購與政府AI系統審計建立共享的基線標準，但無須強迫任何成員國統一其國內AI法律。這將為較小型成員國提供一個可依循的底層基礎，同時保留各自主權空間。印度在此一面向的優勢不僅止於技術層面；一個運作正常、擁有實質監管機構的民主體制，相較於一黨制國家或君主制，具備了一項「信任」資產，而這是後者所難以複製的。此外，印度此刻必須加速行動，背後還有一項更為艱難且政治敏感的理由。今年7月，中國於上海召集29個國家，正式啟動「世界AI合作組織」（World 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WAICO）——一個明確以全球南方為導向的機構，創始成員包括俄羅斯、巴西、印尼、南非及巴基斯坦。印度並未加入該組織，美國與歐盟同樣缺席。北京當時提出的訴求，幾乎與里約宣言如出一轍——公平、公正、以人為本的AI治理——差別在於，這套議程將由上海主導，依中國的條件執行。這正是印度正在與之競爭的現實替代方案，無論巴拉特曼達帕姆會場內是否有人公開點明。一旦全球南方的AI治理對話完全由單一首都主導，「公平與公正」便只會等同於該首都所定義的內涵。印度爭取領導地位的論述，從來不是主張自身的倡議應取代中國；而是主張不應任由任何單一國家的平台成為唯一選項；且一個足以吸引海灣資金、拉丁美洲市場及非洲基礎設施的全球南方議程，需要一位利益邊界「明顯止步於控制結果」的召集者。當然，這一切都無法在真空中發生。印度本身已與華盛頓建立雙邊科技安排，這正是分析師所稱「Pax Silica」（矽晶和平）的一環：一項由美國主導、旨在將半導體與AI供應鏈錨定於可信賴夥伴的戰略。這項關係與印度的BRICS雄心之間並不矛盾，反而正是印度得以比其他成員國更可信地「同時坐上兩張談判桌」而不被任一方掌控的原因。這正是將此一對話主場設於新德里，而非留待里約的下屆主席國或上海新機構接手的關鍵理由。印度無須藉由BRICS自我封為全球南方在AI事務上的領導者；它真正需要的是，帶著一、兩項具體機制——一個算力融資窗口、一個語言資料共享機制、一套公共部門最低標準——離開這場峰會，讓這些成果的生命週期超越巴拉特曼達帕姆外的那些主題布幟。（本文所述為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