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年來,美國國內牛隻所生產的牛肉數量逐年下滑,但國內牛肉消費量卻年年攀升。
這是第一項佐證,揭示牛肉供應鏈下游端出現嚴重的市場失靈。
同一期間,美國肉用母牛(beef cow)存欄數也呈現逐年減少的趨勢,恰好與國內牛肉消費量的持續增長同步發生。
這是第二項佐證,顯示牛肉供應鏈上游端同樣存在嚴重的市場失靈。
在這段期間,無論是零售端的牛肉價格或上游的牛隻價格,都同步逐年上漲,而這樣的情況又恰好發生在美國肉用母牛存欄數持續下滑的當下。
這是第三項佐證,凸顯牛肉供應鏈上、下游之間出現嚴重斷裂。
同期間,牛肉供應鏈的下游端進口了史上最高紀錄的牛肉數量——涵蓋牛肉商品本身以及以活體牛隻折算的牛肉等值進口量。這樣的情況同樣發生在零售牛肉價格與牛隻價格逐年攀升之際。
這是第四項佐證,顯示供需法則遭到嚴重顛覆——按照經濟學原理,當供給增加時,零售價格理應相應下跌。
此外,同期間的平均月零售牛肉利潤逐年擴大,但平均月批發利潤或稱屠宰包裝商利潤卻逐年萎縮。
這是第五項佐證,說明數十年來零售利潤與批發利潤之間的正向關聯已經遭到切斷,零售商正藉由下游牛肉端的失能來擴大自身獲利。
最後,在為期三年的分析中,飼養牛隻現金市場的交易量逐年萎縮,使這個攸關產業的關鍵價格發現機制跌至歷史低點,而屠宰包裝商的「自養供應量」(captive supply)在2025年則達到史上最高。
這是第六項佐證,顯示儘管過去三年的包裝產能並未改變,但屠宰包裝商已在我們進入2026年之際,將其對可用飼養牛隻供給的控制力極大化。
讓我們回顧在2026年之前的三年中,牛肉供應鏈沿線所發生的各項異常現象。
在上游的牛隻端,我們看到牛隻價格上漲,但肉用母牛數量下滑。在下游的牛肉端,我們看到牛肉消費量增加、牛肉價格上漲,但牛肉產量下滑。
在下游牛肉端內部,進口量達到歷史高點,且與零售利潤擴大、包裝商利潤萎縮呈現高度相關。
最後,在上游養牛業與下游牛肉業的交會點,包裝商透過創紀錄的自養供應安排,將其對可用牛隻供給的控制力推向極致。
而今,在2026年,我們正目睹一場劇烈的結構重組,發生在下游牛肉業與上游養牛業的交會處。
「Big Three」三大包裝商採取積極行動,透過關閉多座工廠來鞏固其對可用飼養牛隻供給的控制權。這將強化大型包裝商對牛隻價格的議價能力,使其得以將產能管理在不會超過可用飼養牛隻供給的水準。
由於最大型包裝商正從偏遠地區撤離,其工廠將集中設置在現金市場極為稀薄的區域,進一步強化其對既有自養供應的掌控優勢。
這些行動將阻礙國內畜群的擴張,因為它向生產者傳遞了一個訊號:包裝商意圖提高對牛隻供給的控制權。
此外,我們也正目睹下游牛肉業出現重大轉向,逐步擺脫其過去仰賴國內上游養牛業來滿足牛肉消費的傳統模式。
2026年上半年,來自國內牛隻的牛肉產量持續下滑,而進口量則持續增加。2026年上半年的牛肉進口量,已相當於國內所生產牛肉的近三成。
美國對外國牛肉的依賴程度達到史上最高——這些外國牛肉不僅正在取代國內產量,也正削弱國內畜群擴張的誘因。
在肉用母牛數量處於歷史低點之際,牛肉進口量卻創下歷史新高,這恰好可以解釋為何零售利潤持續擴大,而包裝商利潤卻持續萎縮。
令人遺憾的是,下游牛肉業並未積極鼓勵重建已遭重創的美國牛群,反而正為自身利益服務,透過重組與改造其經營模式,在這個新格局中將獲利能力極大化。
政府必須在我們走到不可逆轉的臨界點之前介入。強制性的原產地標示制度是不可或缺的。
進口管制措施更是迫切需要,《包裝商與牲畜場法》(Packers and Stockyards Act)以及反壟斷執法機關也必須積極行動,以恢復美國牛肉生產者所面對的競爭性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