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場九一一恐攻不會長得像九一一：新世代聖戰組織正利用西方的傲慢盲點

九一一事件屆滿25週年，最令人不安的論點並非蓋達組織或伊斯蘭國已重返2001年或2014年的規模，而是西方可能正逐漸喪失辨識下一場危機的能力。這是《25 Years After 9/11: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Jihadi Movement》一書所揭示的核心悖論。由柯林．克拉克與克拉拉．布魯卡特共同編輯，本書既非紀念文集，更接近一份體制性的戰略警訊。

該書指出，聖戰運動在西方戰略思維中地位日益邊緣化的同時，卻在地理分布上更加分散、在組織運作上更具適應力、在技術能力上更為精進。書中語重心長地寫道：「對威脅的認知與威脅實際運作之間的距離，正是本書探討的課題」。

前FBI資深探員阿里．蘇凡的序言確立了貫穿全書的道德與戰略張力。他直言，美國反覆犯下「混淆復仇與安全、將有罪不罰誤認為強大、將冷漠錯認為愛國」的錯誤。蘇凡進一步指出，美國實際上「無意中服務了賓拉登的目標，多過於服務自身的利益」。這是來自一位深度參與後九一一反恐行動人士極為嚴厲的批判。

布萊恩．詹金斯與丹尼爾．拜曼為本書提供了對「全球反恐戰爭」神話最具說服力的修正。詹金斯回顧了從聚焦打擊蓋達組織、逐步擴張為更宏大行動的演變過程；拜曼則剖析九一一後的分析錯誤。他審慎地總結：「核心教訓不是自滿，而是校準」。拜曼進一步觀察：「摧毀遠比創造容易」，這看似簡單的論點，卻精準戳破了入侵阿富汗與伊拉克背後的根本幻想──推翻政權遠比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容易得多。然而，該書的批評仍主要聚焦於美國的戰略執行力，而非讓此類干預得以成形的深層政治假設。

當本書將焦點從美國的戰略失誤轉向聖戰運動本身的演進時，論述變得更加有力。蘇凡估計，蓋達組織已從2001年的約400名武裝分子，擴張至今日的1萬5千至2萬8千人，加上1萬2千至1萬8千名伊斯蘭國成員及其附屬組織。然而，編輯群刻意避免將數量成長等同於戰略勝利。他們更精緻的論點在於：該運動的優勢在於適應力。「這場運動持續調適、擴張，令人憂慮的是，它已能吸收新能力與新科技」。

書中對索馬利亞的章節提供了「地理因素為何至關重要」最有力的實證展示。青年黨已發展出制度化的能力，模糊了恐怖組織與治理機構之間的傳統界線。作者貝肯指出，青年黨「以自身條件扛起蓋達組織的旗幟，成為自給自足的分支機構」，挑戰了附屬組織必然依賴中央組織的傳統加盟模式。更發人深省的是她得出的結論：「青年黨最大的資產並非軍事力量，而是政治能力」。如果一個叛亂組織能夠徵稅、行政管理、威嚇並調解糾紛，其存續力便無法僅以執行重大攻擊的能力來衡量。

阿米拉．賈敦的章節進一步拓展此論點，挑戰恐怖主義與地緣政治之間的涇渭分明。她指出，南亞地區下一場戰略突襲最可能源於「國家間衝突與武裝運動之間的相互連結」。她認為，分析必須「將國家行為與武裝分子行為視為內生關係，而非平行的獨立軌道」，這指向一個根本性的概念問題：傳統反恐框架將組織、領導結構與攻擊能力加以隔離，但當代衝突日益混合了國家、代理人、叛亂分子、犯罪網絡與跨國意識形態運動。

亞薩夫．莫哈丹對十月七日事件的分析同樣野心勃勃。他將該攻擊描述為「結合恐怖攻擊與游擊戰的行動」，挑戰政治暴力的傳統分類。他主張政策應聚焦於「行為者如何作戰，而非我們如何標籤他們」。然而，標籤不僅是學術分類，更決定法律地位、外交待遇與軍事應對。放棄類別標籤雖可能提升分析精確度，卻可能同時削弱國際法與反恐政策所依賴的規範性區分。

探討科技的章節深化了「戰略突襲」的論點。書中警告：「無法準確評估無人機等恐怖威脅的變幻本質，可能使美國及其合作夥伴遭受重大突襲」。這並非針對無人機本身的警示，而是對「體制想像力」的叩問。9/11調查委員會曾將攻擊事件定調為「想像力的失敗」，但唐．拉斯勒的章節質疑機構是否真正記取教訓。一位居高實務工作者坦言：「我對我們又變得如此壁壘分明感到非常驚訝」──這個由防止2001年資訊失靈的體制所建立的架構，可能正在重蹈當年的組織性盲點。

亞倫．澤林的總結章節將此弔詭化為全書最具政治挑釁性的主張：「預算可在單一撥款週期內恢復，知識卻無法」。這是具有說服力的體制警示，特別是反恐專業人才的培育需要數年時間。然而，當反恐專業人士因為憂心資源縮減將導致未來突襲而主張維持鉅額投入時，問題的循環便被強化了。更艱難的問題在於：多少反恐量能才足夠？決策者應如何在反恐需求與來自中國、俄羅斯、組織犯罪、網路衝突及其他形式政治暴力的威脅之間取得平衡？

這並未削弱本書的整體成就。《25 Years After 9/11》拒絕接受「聖戰主義已被擊敗」或「另一場災難不可避免」的慰藉性結論。恐怖主義可能在戰略重要性上衰退，卻仍持續構成安全威脅。該運動在某些層面或許減弱，在其他層面卻更為強大；更加碎片化卻也更廣泛分布；雖無力複製下一場九一一，卻更能善用在地衝突與科技變革。其韌性部分源自西方的成功，部分源自西方的分心。美國學會了如何防止針對本土的大規模攻擊，卻也耗費龐大資源追求超出反恐範疇的目標，並產生了助長武裝運動的後果。

本書最深刻的教訓因此並非呼籲西方重回九一一後的動員狀態，而是必須抗拒在「執著」與「忽視」之間反覆擺盪的誘惑。恐怖組織不必變得比敵人更強大才算危險；有時只需要等到敵人停止關注。這是比宣戰、入侵他國或解散機構更為艱難的政治任務。九一一悲劇後的戰略過度反應已然發生；現在的危險則是戰略遺忘。在這兩種失敗之間，存在著難以企及的「校準」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