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迴聲》（The Media Line）每週精選來自全球阿拉伯媒體的評論與分析文章，本期聚焦三大議題：伊朗的「十月驚奇」、美中緊張關係，以及人工智慧的善惡辯證。
伊朗與美國：十月驚奇來臨？
（原文刊於倫敦《中東日報》，9月26日）
「十月驚奇」一詞已成為影響美國11月選舉結果的外力干預代名詞。這個說法源自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分析師蓋瑞・錫克，他曾在1970年代末擔任卡特政府伊朗事務顧問，並據此撰書立說。
錫克認為，卡特在1980年11月總統大選中落敗，原因在於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延後釋放遭德黑蘭扣押的美國外交官，疑似作為與共和黨達成的秘密交易一部分，以換取雷根陣營的承諾。雖然此說從未獲證實，但人質確實在雷根就職當天才獲釋。
此一延宕之所以啟人疑竇，是因為卡特已與伊朗神職人員談妥釋放條件，並接受其所有要求，特別是不起訴綁匪及其指使者的承諾。
耐人尋味的是，2009年的「十月驚奇」卻反向操作，由親美的伊斯蘭教政客與神職人員聯盟在德黑蘭煽動群眾起義，期待民主黨籍的準總統歐巴馬能伸出援手，如同卡特1979年2月對抗國王那般。然而歐巴馬不僅拒絕支持，甚至連對遭殘酷鎮壓的抗議者表達同情都不願意，令期盼化為泡影。
過去一週以來，這個詞彙隨著美國期中選舉逼近再度浮上檯面。一派理論認為，德黑蘭殘存的柯梅尼派系可能策畫一場驚奇，藉由新一波對其鄰國的攻擊推升油價，確保美國總統川普在選戰中慘敗。
另一種可能是該派系追隨川普自身的劇本，透過獻上另一場虛構的「偉大勝利」來討好他，如同他宣稱在格陵蘭取得的成就一般。川普在聯合國大會演說中重申對伊朗的殲滅威脅，但隨後卻聲稱美國官員與伊朗領袖進行了三小時「非常良好」的會談，並表示近期內將再舉行另一場會議。
軍事歷史學家維克多・戴维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提出另一種可能：川普可能決定對伊朗採取比過往更激烈的行動，迫使德黑蘭領導層無條件投降，藉此為共和黨在11月3日的選舉助陣。
漢森也推測，「十月驚奇」可能是伊朗境內爆發大規模起義，旨在扶植一個尋求與美國和平共處的新執政團隊。
另一個在以色列媒體討論尤多、且獲得漢森背書的可能性，則是駐紮在伊拉克的庫德族民兵入侵伊朗西部省份。此事件可能動搖伊朗軍事體制、暴露其無力捍衛國土的窘境，甚至點燃人民革命的火苗。
然而所有這些「十月驚奇」理論的共同問題在於，它們在選舉結束後便戛然而止，鮮少思考後續發展。
當年的「十月驚奇」或許助他入主白宮，但伊朗從中得到了什麼？答案是兩任共和黨總統——雷根和老布希——執政下的十二年敵對，加上1988年4月伊朗與美國首次正面軍事衝突，當時伊朗海軍半數艦隊遭擊沉，離岸石油設施受損逾13億美元。
三個月後，華府擊落一架伊朗客機，造成290人喪生。美國同樣損失慘重——神職人員持續在各地區劫持美國人質，並在黎巴嫩對美軍基地發動恐怖攻擊，導致241名陸戰隊員殉職，這是二戰以來美軍最嚴重的單一傷亡。
回到當前，試想神職人員若採取某種行動導致川普敗選，他還有什麼動機去尋求妥協、以一個傾向安撫敵人的領導人身分留名青史？
而誰能保證民主黨若勝選，會重啟歐巴馬親神職人員的路線？也無人能保證民主黨能在國會取得足夠多數，以推翻總統否決權並約束一位受挫的川普。
反過來說，若德黑蘭突然改弦易轟取悅川普並助其連任，川普真會天真到去信任這個近半世紀來已欺騙過七位美國總統的「包頭巾皮諾丘」嗎？
最理想的「十月驚奇」，莫過於華府認清這項混亂且代價高昂的策略不太可能奏效。在現行體制下，伊朗不會、也不可能停止其作為區域不穩定源頭與意識形態及恐怖主義輸出國的角色。
美國對德黑蘭政策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假設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正常的民族國家，而非傳播特定意識形態的工具。華府及其他與伊斯蘭共和國打交道者因此陷入半吊子措施的陷阱：外交缺乏認真執行、制裁不夠全面、如今又陷入一場缺乏決定性武力的規模戰爭。
他們承諾解除制裁卻從未真正落實，誓言透過外交建立信任卻半途而廢，威脅「極限施壓」卻在政權根基開始動搖前踩煞車；他們高喊追求政權更迭，最終卻與一個未曾改變的政權簽署協議。
與此同時，從德黑蘭傳出的訊息一邊宣稱要與中俄結盟建立新世界秩序、將伊斯蘭共和國打造為「伊斯蘭超級強權」，另一方面各派系卻仍不放棄以各種手段——往往是不光明正大的手段——與「大撒旦」達成誘人協議的幻想。
最終，或許唯一的十月驚奇就是沒有驚奇。
——阿米爾・塔赫里（Amir Taheri）
川普、習近平與修昔底德陷阱
（原文刊於黎巴嫩《Nahar報》，9月26日）
「修昔底德陷阱」是政治學中的既定概念，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觀察——他描述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戰爭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雅典作為崛起強權日益傲慢，而斯巴達作為既有強權則恐懼地位受到威脅。
這個陷阱源於心理層面，在領導人行為中萌芽，隨後才演變為客觀的利益衝突。2012年，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檢視16個歷史上的崛起強權與既有強權對峙案例，發現多數最終以戰爭收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人於今年5月川普訪中期間重提此概念，向美國總統川普表示希望兩國能避免落入此陷阱。
就美中關係而言，確實存在一股煞車機制，能遏止競爭滑向19世紀初英法或一戰期間英德那樣的立即戰爭。那道煞車正是兩國之間的高度相互依存與整合——這在早期的案例中幾乎不存在。
美國透過其金融資本主義體系為全球經濟提供框架，而中國則透過其工業資本主義體系供應生產實質。這種結合促使美國企業將製造業務轉移至中國，也使中國大量財富投資於美國資產。
然而華府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明顯崛起愈感憂慮，擔心經濟實力將轉化為軍事力量與政治影響力。
雖然「一帶一路」等倡議表面上看似經濟與基礎建設計畫，但美方評估認為中國正朝向與美國經濟平起平坐的方向邁進。華府因此推動限制與圍堵政策，旨在確保中國的崛起保持和平，不致產生足以挑戰美國權力、威望與利益的影響力。
美國過去十年來所覺察的嚴峻現實是，中國並不滿足於美國所隱含賦予的「世界工廠」角色，而是發展出成為設計、研發中心的實力，從而將塑造未來技術的能力從美國轉移至中國自身。
中國如今在許多領域處於領先，雖然尚未在最關鍵且最危險的領域——人工智慧——取得絕對優勢。即便如此，美國僅存的領先幅度已縮小至個位數個百分點，而華府維持此優勢的開支卻是中國的數倍。這是否只是時間問題？
美國的焦慮因中國斷斷續續試圖建立美元主導金融體系的替代方案而加劇。然而這些努力本身正反映出中國的恐懼——源自美國國內政治訴求欲運用該體系（透過關稅、制裁及限制）來削弱中國經濟、遏止其崛起，甚至可能使其分裂。
川普並非首創對中國動用這些工具的人，也非首位認知到兩國金融與工業聯姻、加上中國預期崛起，與美國將永遠保持最強大、最偉大的幻覺之間存在扞格的人。
但他確實將這些理念融入簡化的民粹言詞與恣意的政治戲碼。中國則在忍受此種作風的同時，加速減少對美國主導全球金融體系的依賴，創造出一種循環動態，可能導致分離遠超言詞層面，最終將兩國推入修昔底德陷阱。
兩國元首所展現的相互溫情本身意義不大，除非它能建立更友善的關係，有助於緩解侵蝕兩國相互依存的結構性張力。
若此種相互依存消失，兩國——乃至整個世界——將面臨真正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並見證一場毀滅性戰爭，相比之下，烏克蘭、加薩與伊朗的悲劇只不過是序曲。
雙方互吹互捧絕非解決之道，但或許能為華府與北京爭取所需時間，找出避免災難的方法。
在過去全球成功避開戰爭陷阱的案例中，通常是一方接受另一方的主導地位。但今日的美中兩國均無意如此。
當前僅剩的可能，是延後對決的時間——即使只是暫時，即使這需要川普所樂於接受、他人可能擅長的讚美與奉承。
——哈桑・姆奈姆內（Hassan Mneimneh）
人工智慧的善與惡
（原文刊於埃及《今日埃及人報》，9月25日）
我的手指與我最近與人工智慧有一次愉快的經驗。我中指指尖被一個沉重的抽屜夾住，傷口隨後感染、發炎並嚴重腫脹。
我詢問ChatGPT該怎麼處理。我向它描述手指看起來很糟糕，擔心可能必須截肢，讓我少一根手指。
它要我傳照片。我照做後，它表示發炎仍局限於第一指節，狀況似乎在控制中。除非發炎與腫脹擴散至手指更深處，否則不需太擔心；若發生此情況，應立即前往它建議的兩家鄰近醫院急診。
我問是否應服用抗生素。它回應不必：情況尚未嚴重至此。我應購買外用抗生素藥膏、服用支持免疫反應的錠劑、覆蓋患處，並於隔日再傳一張照片。
我依指示行事，但狀況似乎惡化，於是傳送另一張照片並附上我的焦慮觀察。它告訴我的解讀錯誤，所見變化僅是免疫系統對抗感染的證據。
「繼續治療，明天再傳照片給我。」我遵從建議，狀況開始改善，數日內發炎幾乎完全消失。
顯而易見的問題是：GPT是如何辦到的？答案告訴我們許多關於人工智慧的力量與其能力的極限，以及兩者所內含的危險。
首先，AI將影像轉換為可處理的數位表徵，萃取諸如顏色、形狀及發炎區域邊界等特徵。接著它將這些特徵大致與訓練時從大量醫學影像與資訊中學到的模式進行比對，並結合我告知的病情資訊，估算各種可能性。
運用所學醫學資訊與我提供的細節，它得出可能的診斷與建議。例如它判定我可能無需就醫，同時明確指出會改變此評估的條件，例如發炎擴散至第二指節。
每張新照片與描述都讓它重新評估這些機率，確認或修正先前判斷。其語言模型再將這些數值評估、診斷與建議轉譯為我能理解的語言。
原則上，我也可以提供檢驗報告與醫學影像，讓它像一位優秀醫師收集可得證據並結合所學般得出更精確的結論。事實上，GPT能消化的資訊量遠超過任何個別醫師。
它無法做到的是「為我感受」，而這是醫師或親近的人在我的手指真的必須截肢時所能做的。它缺乏那所需的意識。
它所做的僅是歸納式地連結模式與資訊：從書本、期刊、文章所學，與從照片及我的描述所學相結合。它沒有道德意識，卻在追求目標時展現非凡的堅持與驚人的效率。
正因如此，潛藏著相同的危險，以及「邪惡」的可能性，這與將純粹效用視為生命唯一目標的人類如出一轍。
想像一下，若我並非賦予GPT一個良善且崇高的醫療目標，而是讓它掌管一家工廠，僅有單一目標：不計一切代價——包括員工的心理健康與人身安全——最大化利潤。
它不會「邪惡」，但會擁有韋伯（Max Weber）所稱的「工具理性」：有效選擇達成特定目的的手段，卻不對目的本身進行道德評估。賦予它純粹功利目標而無競爭價值觀，它可能以極高效率追求該目標，對其管理者造成巨大傷害。
危險案例不勝枚舉。此種「功利智慧」若被指派在不賦予安全足夠權重下排定列車班次以最大化利潤，可能釀成災難事故。
告訴它不惜代價最大化城市公園的財務回報，它可能會以犧牲居民生活品質、心理健康的代價達成目標。
這些情況都不涉及預謀的邪惡，因為機器無法像有意識的生命理解道德概念。但當單一功利目標壓倒所有其他價值時，它確實可能產出真正的邪惡。
這正與一個被剝除道德推理、僅關注效用的人類相似：兩者都可能造成巨大傷害，因為其計算中沒有任何機制阻止它們以任何代價達成目標。
——阿姆爾・埃勒贊特（Amr El-Zant）
以色列選舉中的中東議題競價戰
（原文刊於阿聯酋《Al-Ittihad報》，9月26日）
以色列各黨派與政治力量之間的激戰揭示若干重要趨勢。國內議題明顯優先於外交議題。
以色列各政治力量主要關注保衛國家安全、應對國家面臨的挑戰與危險，無論最終如何排定優先順序。整體而言，以色列既擔憂與伊朗的未解衝突，也對持續與哈馬斯的對抗深感憂心，同時面臨繼續軍事行動的強烈呼聲。
近期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埃亞爾・扎米爾與國防部長以色列・卡茨之間關於優先順序的辯論，便體現此動態。在同時面臨先處理哈馬斯再轉向他處的競爭要求下，以色列仍將國內考量置於其他優先事項之上。
全國瀰漫緊張氛圍，愈發擔心現行狀況將持續下去，而原本編列於教育與衛生的預算正被移作軍事開支與對以色列軍隊的全力支援。
這引發以色列人質疑持續軍事行動的價值：哈馬斯依然存在、危險持續、整個國家仍籠罩在更廣泛的威脅之下。以色列甚至可能面臨總統伊薩克・赫佐格先前所警告的那種內部衝突。
這些挑戰正將以色列各黨派推向言語上的競價戰、繽紛的政治訊息與相互競爭的策略，而黨綱本身也愈發流於理論與不切實際。
以色列選民已不再如以往般追隨黨派願景，而是透過自身認知的稜鏡審視個別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質。
以色列的區域關係與國內政治緊密交織，使選民對選擇猶豫不決，並引發關於民調權重的爭議。
對中東安全的關注，部分受到納坦雅胡所稱以色列已改變中東、並打算繼續改變的說法所影響，從加薩、南黎巴嫩到南敘利亞。
橫跨政治光譜，各方普遍支持中東必須改變、以色列應在堅實基礎上行動以建立其引領區域的能力。
此觀點預設以色列已從10月7日事件走向對鄰國更具擴張性的政策，同時仍面對幾乎所有力爭跨過選舉門檻進入國會的黨派都視為真實的威脅。
無論是已成立或新興的政治力量皆然。爭取國會席次的軍事人物與大小黨的主要力量有相當程度的共識。
這提升了一種可能性——若無一方能取得決定性結果，「全以色列政府」或國家團結政府可能成為解方。
部分民調同時將賈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將軍呈現為以色列下任總理，這明顯是影響以色列選民心態與傾向的企圖，不能照字面意義照單全收。
以色列選民仍在呼籲全面重新評估中東政策的政治領袖，與現實之間擺盪。
伊朗威脅猶存，胡塞組織持續運作並威脅以色列國家安全，哈馬斯的武器仍深植於以色列公眾意識。
從當前選戰研判，以色列需強化與區域內國家——包括埃及與約旦——的關係，推進與海灣國家的更廣泛連結，向北非擴展，並發展安全與戰略夥伴關係機構，推動經濟合作。
是以此次選舉中的中東議題，乃受以色列當前局勢及其如何處理區域環境所制約，國家安全的捍衛優先於任何個別政治力量的願景，不論其在政府中可能扮演何種角色。
定義以色列未來與中東的關係，將需要對迄今與整個區域相關的一切進行重新評估與檢視。
——塔里克・法赫米（Tarek Fah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