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8日夜晚，馬穆德·卡利爾（Mahmoud Khalil）與懷孕八個月的妻子努爾·阿卜杜拉（Noor Abdalla）一同走進哥倫比亞大學的公寓大廳，一名便衣男子悄然跟隨其後進入。他還來不及弄清楚狀況，便遭到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拘留。卡利爾當時擔心懷孕妻子的安危，他回憶道：「在我被推入ICE的無標記車輛前，聽到的最後一句話是他們威脅要逮捕努爾。」
卡利爾出生於敘利亞的一個巴勒斯坦難民營，18歲時離開敘利亞。他持有綠卡，擁有在美國合法居留與工作的身份。當時29歲的他是一名研究生，也是哥倫比亞大學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中最具代表性的面孔之一，擔任抗議者與校方之間的談判代表。
儘管卡利爾沒有任何犯罪紀錄，也從未被起訴，國務卿馬可·盧比歐（Marco Rubio）仍援引一項極少對永久居民動用的條款，宣布應將他驅逐出境。逮捕後，卡利爾被送往路易斯安那州鄉村地區的一所移民拘留中心，距離家園超過一千英里。卡利爾表示：「指控的理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認為我在國內的存在造成了不良後果。一個月後，當政府必須出示證據時，他們只拿出一份簡短文件，聲稱我在美國的合法活動為猶太學生營造了敵對環境，且有悖於美國打擊反猶主義的努力。」
卡利爾在拘留期間度過了104天，其間阿卜杜拉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兒子。2025年6月，聯邦法官下令將他釋放。然而，政府仍在嘗試將其驅逐出境，卡利爾正準備向最高法院請求審理此案。
2026年9月，卡利爾對哥倫比亞大學提起訴訟，指控該校未能保護他及其他巴勒斯坦學生免受騷擾，且在他們通報後進行報復。哥大發言人告訴《Fresh Air》節目：「創造一個讓社群每位成員都感到受歡迎、受支持與安全的校園環境，是我們作為大學及學術使命的根本。大學致力於保護我們的社群免受歧視與騷擾，並在收到關切時迅速且適當地做出回應。」
卡利爾的新回憶錄《無立足之地》（No Land to Stand On）部分取材自他在ICE拘留期間所寫的日記。儘管經歷種種磨難，他仍是法治與美國的「堅定信仰者」。他說：「三年前我來到這裡時，這是一個我認為可以擁有美好生活的地方，一個我可以在事業上有所發展的地方，也是一個我想要養育孩子的地方。這個政府正試圖將我描繪成一個暴力分子、一個仇恨這個國家的人、一個試圖破壞這個國家原則的人。但實際情況完全相反。」
訪談重點
談到他在路易斯安那州ICE拘留中心的遭遇：
「ICE拘留中心圍牆背後所發生的事情令人髮指。我相信這是美國良知上的一個污點。那裡擠滿了數百名被告知自己存在非法的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獲得自由。我與70多名男性共用一個區域，燈光永遠是開著的，完全沒有隱私。但還有另一件事，那便是這些人眼中的絕望。他們被辱罄、被稱為罪犯，但實際上，他們一直在努力做正確的事。他們中的大多數，至少在我周圍的那些人，是在ICE報到時、在法庭聽證會上或在工作地點被帶走的。一旦進入這些拘留中心，你就會看到這個所謂倡導人權、自由與正義的國家的另一面。但一旦跨過這些監獄的門檻，你所看到的便完全相反。」
「每一個故事都令人震驚且心碎。進入拘留中心時，我以為我的遭遇是最可怕的，但一天之內我便意識到我其實是幸運的，至少我有律師支持我。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能有一位律師為他們辯護就已經算是幸運了。」
談到拘留中心位於路易斯安那州偏遠地區的選址：
「最近的機場亞歷山大市也要將近一個小時車程。那裡沒有直飛航班，也很少有往返大城市的直飛航班。所以這是刻意設計的，目的是讓人們感到孤立，從而迅速放棄。這也是糟糕條件的另一部分。他們希望被拘留者很快就放棄，因為如果他們決定抗爭，那將會花費時間。如果環境舒適，人們實際上會選擇抗爭。但如果環境如此糟糕，人們便會問：為什麼要為自己的案件奮鬥？」
談到他在拘留期間只能透過公共電話聆聽妻子分娩的經歷：
「每次試著回憶那一刻，我都說不出話來，因為我本應該在家裡自由地陪伴我剛出生的兒子。但相反地，我被迫在電話上聆聽努爾分娩的過程。那是午夜過後，大約凌晨兩三點。這正是我現在全力抗爭的原因，因為我永遠無法原諒那些從我身邊奪走這一刻的人，那是每對伴侶都期待的那一刻。努爾和我竭盡所能想要一起迎接那個時刻。我拒絕了海外的工作機會，就是為了讓我們能夠一起經歷那個時刻。」
談到他在2024年春季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中擔任哥大談判代表：
「在紮營期間，學生們基於不同原因提名我擔任這個角色。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在外交方面的工作經驗。我曾在貝魯特的英國大使館及外交辦公室從事外交工作達五年之久。我帶著在這類場域及官僚體系中工作的豐富經驗來到這裡。但哥大把我們視為公關威脅或品牌問題，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公關危機，而非真正理解我們是為巴勒斯坦的遭遇感到悲痛的學生，是真正要求改變的學生。」
談及他在哥大運動中是否目睹反猶主義：
「我相信哥大的巴勒斯坦運動或爭取巴勒斯坦解放的運動，根植於所有人的尊嚴、安全與平等。我們非常自豪能與我們的猶太同儕共同建立這場運動，無論是學生還是教職員。對我而言，這場運動本身絕對不存在反猶主義，那裡沒有反猶主義的容身之處。這正是我不斷重申的原因，以對抗哥大本身協助推動的論述，因為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反猶主義，就像對待所有形式的偏執一樣。我們也必須認清反猶主義何時被利用或武器化，以保護以色列免受批評。」
「當然，確實發生了一些零星的反猶事件，主要來自哥大外部的個人，因為他們認為哥大是激進行動的熱點。但學生們對此非常警覺，我記得我們在哥大舉辦了一次教學會，像是『反猶主義101』，幫助我們理解，就像我們舉辦了許多關於反黑人的教學會一樣。我們還舉辦了關於巴勒斯坦與黑人團結、巴勒斯坦與猶太人團結的教學會。這些學生真的在努力學習。」
談及他為何堅持抗爭而不自我驅逐：
「如果我離開且不抗爭，這屆政府對我所說的一切就會成為定論。我將無法直視我兒子迪恩的眼睛，告訴他我在自認為是少數享有特權的巴勒斯坦人之一時放棄了抗爭——我知道迪恩今晚會吃飽，我的家人今晚不會遭到以色列飛彈轟炸，我不會在前往學校的路上被檢查站攔下。所以我以極大的謹慎承擔起這份責任，我必須抗爭。我不應該因為沉默不會結束任何事情就退縮。如果我離開這個國家，我不認為這會結束這個國家移民家庭的苦難，也不會結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
安娜·鮑曼（Anna Bauman）和西婭·查洛納（Thea Chaloner）為廣播製作並編輯了本次訪談。布里奇特·本茨（Bridget Bentz）和莫莉·西維-內斯佩（Molly Seavy-Nesper）為網路版本進行了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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